[6] Alan Watson, Roman Law Comparative Law,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1, 引自アラン•ワトソン『ローマ法と比較法』（瀧澤栄治、樺島正法訳、東京：信山社、2006年）99-103頁を参照。
市场经济规范包含的因素主要有：(1)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所有制结构，确保产权清晰、政企分开。在1954年宪法的制定过程中，社会主义与民主是宪法的原则，不仅规范上做出明确规定，同时宪法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思想与理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们开始反思单一的计划经济所带来的各种弊端，试图调整传统经济体制，引入市场经济元素。而市场经济与经济自由是密切相关的，虽然现实生活中政府不当干预经济生活的现象仍然存在，但作为经济体制的市场经济的确立为充分保障经济自由提供了宪法基础。[11]同年12月4日，在纪念宪法实施十周年大会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指出，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基于过渡时期的性质，1954年《宪法》1条规定的国家性质是人民民主国家。在韩国宪法上，社会的市场经济协调了经济平等与经济自由，既体现社会正义的价值，同时保障公民的经济自由。
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并实行市场经济伟大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色。在一些司法解释中仍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限制或者阻碍市场主体发挥活力的内容等。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则只有制定行政措施的权力。
人大常委会党组同时是人大常委会内部的领导集体，将通过讨论、决定将党的主张以适当的程序和方式转化为权力机关意志。就党的组织和人大关系而言，党对人大的工作实行政治领导，党又在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国家立法权内部有五种具体的立法权，分别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立法权、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立法权、国家最高军事机关的立法权、国务院所属部门的立法权、中央军委各总部的立法权。进城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意味着双重考验，它不仅仅要求武装进驻，更需建立起全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并推动其持续运转、有效运作。
一方面，立法领导权的一元性、国家立法权对地方立法权的统领性、地方立法权相对国家立法权的从属性，构成了中国特色立法体制的权威性特征。解释这一体制，需要深入探究其背后的实践逻辑及其行为后果。
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对人民代表会议给予充分肯定。修改后的立法法将地方立法权主体由较大的市下放至设区的市，极大增加了享有地方立法权的主体数量，推进地方立法进入全面发展时期。享有立法权的下级机关所制定的法律，都需要报请上级机关批准。长期以来，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党政两家合署重要文件或重要通知的现象一直常见。
(53)在实践中，对地方立法权的调适根源于改革所激发出的地方内在发展需求，而且每次调适都与国家的改革战略基本保持同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受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三)立法体制中的多层级性 国家立法权内部存在层级性。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由香港永久性居民依照基本法有关规定组成。
政务院于1950年公布的《省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第四条第三款规定，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或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有权拟定与本省政务有关的暂行法令条例，报告主管大行政区人民政府转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或备案。他还明确提出：一切应有的权力必须归于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
1992年至2000年，重点推进经济领域的立法，主要解决特区经济发展中的制度障碍问题。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我国立法法也规定，立法应当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30)叶剑英：《尽快完善我国的法制》，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二)》，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第386页。1950年9月，毛泽东在批阅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关于全国经济保卫工作会议总结时作出了措辞严厉的批示：保卫工作必须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并在实际上受党委直接领导，否则是危险的。可以说，超大型统辖规模及沉重的治理负荷是包括立法体制在内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所面对的基本事实和逻辑起点。此外，《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法规规章备案规定》《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等也详细规定了相应的备案审查制度。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权力机关只有制定决议的权力。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也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经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并由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第六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和国家的宪法、法律、政策、法令、政令不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订和颁布地方性法规，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一)党政体制对立法体制的统合 在一元多层立法体制中，党政体制对立法体制的统合与塑造是当代中国立法体制的首要特征。
相对于国家立法权而言，地方立法权是存在于中央和地方实行分权国家的，地位低于国家立法权的，所立之法的形式和立法范围有别于国家立法权的，其本身往往是具有多层次、多类别的一种立法权。要使这一决定力量形成，党所领导的人民代表会议是我们的组织武器，而各界代表会则可看做是人民代表会议的雏形。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12)《董必武年谱》，第311页。如立法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但不得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不得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35)参见周尚君：《党管政法：党与政法关系的演进》，《法学研究》2017年第1期。
这种逻辑不仅体现为国家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并存的立法格局，还突出表现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一国两制。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无论是中共中央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系，还是地方党委与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关系，党都对国家政权机关的立法活动实施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全面领导。政务院于1950年公布的《县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县人民政府委员会在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之下，有权拟定与县政有关的单行法规报请省人民政府批准或备案。
(35)例如，2016年中共中央专门修订出台了《关于加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意见》，建立健全了重大立法项目和立法中的重大问题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重要法律的起草修改和立法工作中的其他重大事项，都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并将党中央的指示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到立法工作中，形成了立法工作重大立法项目和重大问题向党中央请示报告的常态化、制度化工作机制。(43)因此，1949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致第二野战军前委的电文中要求，关于各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进入专题： 立法体制 统合 一元化 治权 。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持续推进，1956年毛泽东提出两个积极性原则，中央于1958年和文革初期两次较大规模放权，扩大地方和企业的管理权限。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42)。
由此，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了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权，这是中国立法体制上的重大突破，开启了向地方放权的立法改革新时期。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37)参见殷啸虎：《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思考》，《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凡属地方性质的问题和需要由地方决定的问题，应当由地方组织处理，以利于因地制宜。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自治条例，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以深圳特区为例，自1992年获得地方立法权至今，深圳市已制定法规两百余项，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是在国家和地方立法空白情况下开展的开创性立法。